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数据是利用来华留学人数、出国留学人数及留学平均费用根据当年CPI指数推算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所得。境外消费是国际上最主要的教育服务贸易形式。尽管七十年来外国来华留学生规模明显上升，但出国留学人数增长速度更快，产生留学服务贸易逆差。不同提供方式教育服务贸易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存在较大差异。各个高校在大力引进留学生的同时，对各类结构指标不够重视，导致来华留学结构不够合理。 　　一、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中国留学服务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　　尽管以留学服务贸易为代表的中国教育服务贸易规模已经有了大幅增加，但国际市场占有率仍然较低，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美国的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牢牢占据着教育服务输出的领先地位。　　(二)留学服务贸易逆差存在不断扩大趋势　　从留学人数差额看，从1990年开始，中国尚处于少量留学服务贸易顺差状态，2001—2004年开始出现留学人数逆差，2005—2009年转为顺差，而2010年至今出现留学人数逆差，且逆差不断扩大。原因在于中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优质教育有更高需求，且中国教育起步晚，树立起本国品牌及打造品牌效应尚需一定时间。除了简单比较留学人数差额外，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额一直远小于进口额，贸易失衡状况严重，且逆差额仍在不断增大。　　(三)来华留学结构仍有待优化　　首先，生源地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国家，2018年来自亚洲的留学生占比高达60%，来自非洲留学生占比达16.6%，而来自欧美的留学生比重则连年下降。从国别角度看，近年来，泰国、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生源数同比增长均超过10%，巴基斯坦甚至达到1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年均增长率高达16.56%，逐渐成为来华留学主力军。　　其次，学历结构仍需提升。2018年，学历教育学生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52.44%，非学历学生占比仍接近一半。此外，虽然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来华留学人数有所增长，但增长缓慢，所占比例依然较小。再次，学科分布较窄。文科类专业(汉语言、艺术、文学)占据来华留学学科比重极高，21世纪后虽有所下降，但2018年仍占据近50%。经管、法律和工科等比重虽有所上升，但2018年仅占10%左右。另外，历史学占比一直很低且显著下降，由2002年的1.6%降至2018年的0.3%，不利于中国意识形态的弘扬与传播。另外，地区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接收来华留学生规模占比仍然较低且分布过于失衡。　　(四)不同方式的教育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　　目前，境外消费的市场规模最大，占绝对主体地位，尤其是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潜力巨大，政府限制相对最少。跨境交付方式的市场规模暂时较小，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在线教育的崛起，这种方式的市场潜力巨大。商业存在方式的教育服务贸易面临的政府阻力较大，大多数WTO成员都回避这一领域，目前只有极少成员承诺开放了商业存在方式的教育服务贸易。从中外合作办学和境外办学看，发展初期在教学质量、学生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多不规范之处，且境外办学外方合作者主要集中在周边国家。自然人流动方式同样受限于政治和商业敏感，大多数成员国都对此做出了限制。　　二、促进中国教育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努力打造中国教育服务的品牌效应　　首先，借助“双一流”建设大潮，积极营造国际化的教育理念、教育体系和教育环境，提高中国教育服务的竞争力和知名度，吸引优秀留学生来华学习和优秀人才来华就业。其次，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发挥中国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开拓教育服务贸易新增长点，拓宽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优化教育服务贸易结构。　　再次，给予学校更多的留学生招生自主权，发挥学校自身特色学科的优势，鼓励中国大学提供多样化的留学服务，避免教育服务的同质化。另外，应积极鼓励和拓展中外合作办学渠道，推动中国学校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探索海外办学模式。最后，打造一批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品牌项目，引进一批国际知名的职业资格证书，引进国外先进职业教育资源，鼓励职业院校积极探索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相对接、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　　(二)积极优化教育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首先，中国高校应创新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加强高水平的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不仅极力提高本校教师的“双语”授课能力，同时加大对国内外高水平人才的吸引力度。其次，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管理方式，借鉴和创新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的、具有特色鲜明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增强对优秀留学人员的吸引力，优化生源地结构。　　再次，积极调研、了解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学生来华留学诉求，积极拓展学科方向，设计有特色的课程体系与专业方向。另外，借助中国在“互联网+”、移动支付、5G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优势，以及中国大学慕课、金课等建设步伐的加快，积极发展跨国网络教育、远程教育，促进跨境支付方式的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借助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协议签订、中国自贸区和自贸港建设的契机，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推动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境外办学。　　最后，在中外合作办学、留学生等方面，适当向中西部倾斜，且鼓励东中西地区高校创新合作模式以强化合作。　　(三)对来华留学生推行“趋同化管理”　　首先，政府部门要及时研究和出台与国际接轨、符合世贸规则的留学生管理规定，督促教育机构向留学生提供规范、完善、平等的国际化教育管理。其次，教育机构必须依据中国现有规章制度自行建立对留学生的趋同化管理方案，推进中外学生教学、管理和服务的趋同化，实现统一标准的教学管理与考试考核制度，提供平等的教学资源与管理服务，加强留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　　再次，为了保障留学生的培养质量，应提高留学生的来华准入、考核和毕业门槛，应加强语言和文化的准入考核，同时应对来华留学生进行中国法律法规、校规校纪和安全教育，做到教育与法律公平。最后，政府应制定教育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规划，明确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来华留学生培养的定期监管，加强对教育机构的评估与验收，保证中国教育服务的规范性和公平性。　　(四)积极发挥国家公派留学的引领作用　　由于国家公派留学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急需发展的学科领域密切相关，且公派留学回国率超过98%，因此在出国留学总体规模快速提升的阶段，更需重视国家公派留学的引领作用。公派留学选拔机制应从面向部分高校分配名额逐步调整为面向社会各行业及优秀在外自费留学人员，坚持政府牵头，项目引领，围绕国家重点行业和特殊人才需求，与外交部等部门和行业合作设立项目，服务国家战略，选拔国家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国际组织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别与区域问题研究人才。　　(五)完善教育服务贸易的相关支撑条件　　首先，中国在教育服务的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提供方式方面还存在部分限制和障碍，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相关手续的办理程序冗长繁杂，应进一步简化审核程序，为自然人流动提供签证便利。其次，奖学金支持、医疗保障和就业问题是来华留学生最关注的问题，政府应在这些方面打造一个稳固的保障体系，提高留学目的国吸引力。　　再次，优化营商环境，争取先行先试，鼓励高素质留学生留华工作，培养留华工作氛围，减少留华工作的手续，制定优惠落户政策。另外，积极创造各类人才发展平台，打造留学生归国便利工程，降低留学生回国成本，吸引出国留学人员归国效力。最后，完善和制定与国际接轨且体现中国特色的教育服务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国教育服务走向国际市场提供法律保障　　为了缓解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市场占有率低、逆差大的问题，应极力提高中国教育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和知名度。教育服务贸易结构，促进教育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这是建设贸易强国的关键所在。来源：星空理财经

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5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7266亿元，执行额46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9%和14.6%。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4129亿元，执行额26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2%和11.1%。从业务结构看，1-5月，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执行额分别为1157亿元、477亿元和110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2%、11.2%和21.7%。对此，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伟分析，总体来看，前5个月，我国服务外包发展呈现快速反弹之势，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均回归两位数增长区间，承接离岸业务的合同额和执行额实现开年以来的首次“双十”增长。可以说，我国服务外包正从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的影响中走出，稳步恢复常态化、高增长发展之路。谈及原因，郑伟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随着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服务外包企业聚集区域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社会面已基本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服务外包企业得以加速复工达产，推动服务外包产业整体呈现快速复苏之势。根据商务部的数据，1-5月，全国37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总计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3683亿元，执行额2413亿元，分别占全国总额的89.2%和91.4%。长三角地区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1830亿元，执行额136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5%和12.1%，分别占全国总额的44.3%和51.6%。二是面对疫情冲击，国家层面快速作出决策应对，先后发布了一系列助企纾困政策措施，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例如，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中提出的税款返还、减免房租、金融支持、缓缴社保等政策均极大惠及服务外包企业，这些都成为了推动广大服务外包企业加快复苏的重要推力。从1-5月的数据看，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均实现了业务增长。其中，民营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766亿元，占全国29.0%，同比增长34.6%，比全国平均增速高出23.5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1234亿元，同比增长10.3%，占全国46.8%。三是随着国外企业逐渐复工复产，业务需求大量恢复。中国作为服务外包产业大国，加之近年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已深深嵌入国际服务外包产业链之中，成为越来越多发包国开展业务合作的首选，离岸业务的合同额和执行额快速回升也就不难理解。来源：国际商报文章转自：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趋势不断增强，许多行业企业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融合发展模式。但目前来看，产业融合发展的范围不够广、程度不够深、水平不够高，支撑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刻把握产业融合的规律和趋势，坚持改革创新，围绕重点行业和领域，培育多元化融合发展主体，探索特色融合发展路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服务业提质增效升级。　　深刻认识产业融合内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扩散，一些基于工业经济时代大规模专业化分工的产业，边界逐渐模糊或消融，并在原有的产业边界融合发展出新的产业形态，成为经济增长和企业价值增长新的动力源泉。一般认为，这就是产业融合。产业融合是建立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之上的，其实质是产业间分工的内部化，即把社会化分工转化为产业内部分工。专业化分工深化细化是产业融合的基础和前提。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而言的，是深度应用现代化技术、管理、模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目前的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经过技术改造和管理创新后，也可能演进升级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是受技术进步、市场开放和制度创新驱动，通过技术渗透、产业联动、链条延伸、内部重组等途径，打破原有产业边界、促进产业交叉融合、育成新业态新模式，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支撑、高效协同、融合互动的动态过程，最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演进、升级，是一个主体多元、路径多样、模式各异、动态变化、快速迭代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互渗透和互动、嵌入彼此产业链价值链体系，从而形成紧密关系，也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融为一体，形成新产业新业态。从要素层面看，服务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要素的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在整个产业链、价值链中创造的产出和价值不断提高；从技术层面看，技术创新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应用加速了产业融合进程，催生出众多融合新业态；从企业层面看，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路径增多，一些制造业企业转型为“制造+服务”或服务型企业，一些服务业企业向制造环节延伸；从产业层面看，制造业、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也会产生两者融为一体的新产业。　　关注融合发展难点问题　　近年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程度持续加深、趋势持续增强。但是，一些问题也值得关注。　　一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影响产业融合进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起步较早、水平较高。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普遍存在“两个70%”现象，即服务业占GDP的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70%，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强大支撑。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强国，制造业创新能力还不够强、质量效益还不够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尚不充分。　　二是融合发展的范围不够广、程度不够深、水平不够高。从范围看，尽管我国一些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在融合发展上初见成效，但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鲜有突破，装备制造、家电等行业的融合发展起步较早，其他行业则相对滞后；从程度看，一些企业已经开展设计、采购、建造、系统集成等总承包业务，但提供优质、高效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还不强，存在核心技术缺乏、品牌影响力弱、服务增值带来的营业收入占比不高等问题；从水平看，一些领域融合发展主要是沿袭或模仿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既有模式，创新性和灵活性不够，难以适应新的客户需求和市场形势变化。　　三是企业间、产业间的协同性还不强，融合发展效益没有充分释放。具体来看，许多企业缺乏外包非核心业务、专注打造核心竞争力的意识，生产经营涉及领域众多、专业化不强，难以与上下游企业形成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导致核心竞争力弱。一方面，融合发展新业态总体规模较小，局限于领先企业的先行探索，还没有快速成长为推动发展动能转换和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行业的效益效率不高，融合发展还没有形成推动企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力量。　　以上这些问题，既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和分工格局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也存在现有体制机制难以适应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进程的因素。一些行业、企业需改变“服务内置化”的封闭发展路径，积极探索新的生产经营模式。同时，也要着力解决一些行业管理方式滞后、政策不配套、标准不健全、数据不开放等难点问题，在公共数据获取、数据确权和交易、数据安全等方面加快完善制度保障，为产业融合提供良好条件。　　瞄准融合发展重点方向　　“十四五”时期，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把握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培育融合发展主体，探索融合发展路径，发展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企业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互促与深度融合，为制造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打造多元化融合发展主体。企业是融合发展主体，需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支持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对资源要素、技术研发和市场开发的有效整合，同时注重发挥平台型组织、产业集群的重要作用。既要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分工协作与联动融通，实现资源、要素、产能、市场的深度整合与共用共享，又要强化行业领军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支持融合基础条件好、技术模式领先的企业在产业融合的方向、路径、模式上先行先试，形成推广一批融合发展效果好、转型升级效应强的经验做法，还要完善平台型组织的综合服务功能，积极培育融合平台型企业，引导优势企业和上下游企业、关联企业围绕核心业务和产品共建业务信息平台、交互研发设计平台、供应链管理平台、工业云平台等，形成融合共生的产业生态圈。　　二是积极探索重点行业的融合发展路径。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服务业业态众多，产业融合发展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包括制造业向后端延伸的服务化，也包括服务业反向延伸的制造化，必须突出重点行业，根据行业特点，探索适合的融合发展路径。具体来看，可加快原材料行业和服务业融合步伐，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各个环节对接下游企业，加快原材料行业从提供原料产品向提供原料和工业服务解决方案转变；推动消费品行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和居民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需求，推动创新设计、市场营销、品牌管理、售后服务等环节变革；提升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水平，发展系统集成、工程总包、远程维护等服务，拓展增长空间；推进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引导电信运营企业、互联网企业等积极转型，发展面向重点行业和区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强化研发设计服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新模式，通过研发设计增强制造业产品的绿色化、智能化、品牌化水平；推进物流服务与生产制造无缝对接，推动制造业借助现代供应链开展资源整合和流程优化，实现供需精准匹配，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升制造业运行效率。　　三是培育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和新型组织模式，能催生许多新业态新模式。从趋势看，共享工厂、柔性化定制、反向制造等具有很大发展前景。可依托完整工业体系和强大生产能力，面向中小企业，建立共享生产平台，推广共享工厂模式，推进厂房、设备、人才等资源整合，既能提升产能利用水平，又能节省生产投入成本；可支持企业增强柔性制造能力，将用户需求直接转化为生产订单，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定制与按需生产；可发展服务反向制造，鼓励服务业企业通过品牌授权、贴牌生产、连锁经营等方式嵌入制造业企业，拓展产业增长空间和增值能力；还可以推进文化旅游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支持有条件的工业企业、园区和历史遗迹通过挖掘文化底蕴、丰富品牌内涵、优化工厂设计，打造集生产、展示、观光、休闲、科普、购物等于一体的工业旅游景点景区。　　（作者：洪连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经济日报文章转自：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不但有利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重塑创新发展新格局，而且有利于构建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产业链安全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需要推动数字科技基础理论突破，提高关键数字软硬件供给能力，扩大高水平数字创新人才供给，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　　提高经济价值创造能力的必然要求。数字经济价值创造能力显著受制于对数字产业科技供应链的控制能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加速重构，如果不掌握核心数字科技，我国数字经济将面临“低端锁定”风险。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有助于促进我国数字经济智能化、服务化、生态化发展，增强创新链、延伸产业链，提升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效路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能够促进创新要素、创新主体、创新环节之间的有效衔接，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促使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壮大发展动能、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能够拓展要素来源，加速要素的流通和重组，不断形成新的要素组合，催生创新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发展模式；有助于创新主体构建自主可控的智能化、平台化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提高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和产业链的韧性。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不仅意味着数字产业自身的创新发展，而且意味着数字赋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进而推动经济体系系统性变革升级。　　应对国际科技竞争的有力抓手。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作为占据未来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国际循环角度看，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国际创新合作契机，有利于我国数字经济深度嵌入全球数字经济合作网络，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跃升。从国内大循环角度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海量数据资源和应用场景，能够确保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不被中断。　　在应对挑战中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加强数字科技基础理论研究，推进数字经济创新体系建设。第一，加强数字科技的技术预见研究，面向先进计算、人工智能、隐私计算、数字孪生、人机交互、量子计算等重点领域，前瞻布局一批数字科技基础研究项目，夯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理论根基。第二，推动数字科技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支持数字科技开源软件框架、开源社区、开源代码托管平台建设，构建全球数字科技合作伙伴关系，打造交叉、开源、开放的数字科技生态体系。第三，面向产业发展需求，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利用数字科技带动产业共性技术突破，完善数字科技应用的标准体系，形成关键数字科技的“非对称”优势。　　提高关键数字软硬件供给能力。芯片、传感器、编译器、数据中心、工业软件、操作系统等数字软硬件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当前少数发达国家为占据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式对我国数字软硬件引进进行限制，严重威胁我国数字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凸显了提高数字软硬件供给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一，补数字软硬件短板。通过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方式提高电子元器件、智能传感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关键数字软硬件的自主研发、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第二，在科技、产业、社会、环境各领域拓展数字软硬件的应用场景，推动数字软硬件与传统基础设施融合，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载体支撑。　　扩大高水平数字创新人才供给。根据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19-2020年版），在人工智能芯片、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各个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我国人才供需比均低于0.4，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应用开发岗，基础研究人才匮乏。因此，要加强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方向学科建设，将数字人才培养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支持地方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围绕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需要加强合作，打造政产学研一体化数字创新人才培养基地；针对数据搜寻、数据管理、数字内容创作、数据应用、数据安全保护等数字技能，加强数字技能职业培训，完善数字技能职业标准和评价规范，培养更多驱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卓越工程师。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撬动实体经济发展始终是困扰各界的核心问题，迫切需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第一，加快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设立数字科技转移转化平台，推动重大数字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帮助实体企业拓展投入要素、加速新产品开发、优化工艺流程、改进组织模式、拓展新市场。第二，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构建平台企业、行业企业、用户等主体良性互动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帮助行业企业整合产业链供应链资源，形成数字企业赋能实体企业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模式。第三，鼓励实体企业发展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绿色制造等新模式，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经验，形成一批面向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来源：光明日报

一个月来在成都人的生活里“消费券”这个关键词出现频率是很高的据不完全统计 成都发布微信后台收到“消费券”关键词超百万次你们都参与了吗？ 自5月20日启动以来，成都陆续发放了4波次线下消费券。消费券的发放，不仅可以让消费者享受真实惠，亦能助相关行业及商家创造需求，增加营收。 日前，中国银联四川分公司发布了成都“520”消费券促消费第一阶段（即线下消费券）的成绩单。几项关键数据中，市民报名、商家报名、票券核销的情况引人瞩目，特别是核销率，此次线下消费券达到了94.27%。 贯彻落实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成都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以消费活力来有效拉动投资，推动经济恢复性增长、稳住经济大盘。简单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成都人的“爱生活”👇👇👇超90%核销率背后成都的消费活力藏不住5月20日谐音“我爱你”，今年，成都以“520”为品牌，打响了促消费活动。 作为主要内容之一，成都“520”消费券促消费第一阶段，主要针对线下场景发放消费券。据中国银联四川分公司介绍，第一阶段自5月20日起持续至6月16日，共发放4波次消费券，均在5分钟内领取完毕。 “活动页面累计访问人次达到1800万人次，单波次同时在线人数超过300万人。”中国银联四川分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 数据还勾勒出此次成都“520”消费券活动的用户画像—— 从性别来看，女性比男性多出29.37万人。从年龄来看，25岁至50岁的居民是参与的主力人群，其中30-40岁人群占比最大，达34.2%；50岁以上人群占比约10%，大众抢券用券活跃。 热情的不只是市民。 截至6月16日，成功报名的近2万市场主体中，涉及品牌13597个，门店32005个，通过线上渠道自主报名的市场主体就达上万家。 有意思的是，按行业分类，零售门店占比66.76%，餐饮门店占比30.62%，此外还有加油站——过去一个月间，“领消费券加油”确实在成都刮起一阵风潮。 中国银联四川分公司还透露，对核销订单总额数据分析发现，零售业的核销订单总额最高，而加油站的核销订单总额紧跟其后。 还有更多小微企业，期待从成都“520”消费券活动中找到消费信心。 数据显示，在本地活动中，成都个体工商户有5094个品牌、9542个门店发生了核销交易，在已发生核销交易的商家中分别占比67%和41%。消费券发挥的“乘数效应”正为小微企业增添消费活力。消费活力体现了成都鲜明的“消费特质”消费，一头连着百姓的衣食住行，一头连着经济发展态势。2021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5.4%，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 成都，就是一座有着鲜明“消费特质”的城市。 超90%核销率，就意味着消费券的变现率越高、“带货”能力越强，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的经济活力和特质。 成都自古因商而立，因商而兴。作为“千年商都”的成都，商业氛围之浓厚，拥有独特丰富、高度集成的消费文化，“生活城市”“公园城市”“休闲之都”成为成都市特有的文化标识和软实力，具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深厚底蕴。 今年3月1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务院批复同意的《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发展壮大多元消费业态，坚持高端化与大众化并重、快节奏与慢生活兼具，提高商业繁荣度、消费舒适度、国际美誉度，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紧跟其后，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中“优化提升现代服务业”“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质打造春熙路、交子公园、蓉北、西博城等高品质商圈”等关键词亦被频频提及。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称，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将深刻改变城市战略位势、区域能级和发展格局，成都将坚持消费供给和消费需求两端发力，持续提升消费品质、引领消费趋势、促进消费升级，擦亮成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鲜明标识。 从古至今，成都这座城市对于消费的热情从未消减。但一座朝气蓬勃的城市，从不囿于历史的窠臼，而是懂得如何发挥所长，与时俱进。 从线下消费券发放到正在“上新”发放的数字人民币消费券，再到如火如荼进行中的“2022公园城市绿色消费促进活动”……成都消费活力的“触角”，直抵线下、线上，也关注绿色低碳。据了解，成都的促消费活动还有更多，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前提下，线下消费券在7月份还将持续发放；同时成都还将抢抓7、8月份夏季促消费有利时机，举办2022成都户外音乐啤酒季活动，目的就是通过夏日美食与啤酒的结合，以各类精彩的演艺节目，联动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激发消费活力。消费活动、场景活力、政策活水……一个“活”字是经济下行的“压力测试”中成都保持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之一6月21日成都《增强发展韧性稳住经济增长若干政策措施》正式公布成都正承压前行、精准发力全力以赴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确保经济大盘行稳致远公园城市经济动能活力迸发来源：成都发布

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支持优化投资项目审批降低外资外贸企业经营成本减免市场主体租金……日前，成都市出台《增强发展韧性稳住经济增长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稳增长40条”），全力以赴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增长40条”有何特色亮点举措？政策出台有哪些考量？记者采访了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稳增长40条”的起草做解读一起来看↓↓↓ 考量： 9个方面加力加度，稳住经济大盘 成都作为成渝极核和全省主干，2021年经济总量达到1.99万亿元，占全省37.0%，是全省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为更好扛起稳定经济增长的政治责任，成都在全面落实国家、省上一揽子政策措施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添举措、扩范围、加力度，此番出台的“稳增长40条”在财税、金融、产业建圈强链等9个方面加力加度，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增长，努力为全国、全省扎实稳住经济大盘贡献成都力量。 其中，对于市场主体的“呵护”是一大亮点。“稳增长40条”坚持靠前发力、适当加力原则，着力稳市场主体以稳增长保就业保民生。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稳增长40条”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让利，让其充分发挥保就业保民生的重要作用；对重点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市场主体给予更多支持，让其发挥稳增长稳预期的作用；通过柔性执法、弹性管理、优化服务等方式，为市场主体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突出成都实际、体现成都特色，也是“稳增长40条”的特点。“稳增长40条”在贯彻国家6类33条、省上6类30条的基础上，出台了一批具有成都特色的举措。 例如，在推动基础设施投资、促进消费恢复发展、推动文旅体消费回暖等方面，提出支持大运会场馆有序开放，提前释放赛事红利激发消费潜力。在推动建圈强链方面，成都市重点产业链的补链固链外资企业重点项目，优先纳入成都市重点项目计划清单，按照相关政策优先保障用地、用能等要素。为突出成都国际门户枢纽特点，新增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等政策措施。 稳增长： 企业上升一个台阶给予相应奖励 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稳增长尤为重要。“稳增长40条”提出加大对优化投资项目审批、强化项目要素保障支持力度，例如，对国家和省、市“十四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提前到今年开工的，由市级相关部门加大资金配套和要素保障力度。 为了积极促进消费恢复发展，成都将推动全市A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开展打折优惠活动。支持实体书店、电影院、国有博物馆和经营性演出团体发展，鼓励非国有博物馆免费（含低票价）开放，按相关规定给予一定的经营补贴。 疫情发生以来，外需面临着成本高涨和海外物流通道受阻等难题。聚力稳外资外贸、促进开放型经济更好发展，“稳增长40条”提出增强外商投资项目支持力度、降低外资外贸企业经营成本系列举措，对成都市重点产业链的补链固链外资企业重点项目，优先纳入成都市重点项目计划清单，按照相关政策优先保障用地、用能等要素。 “稳增长40条”在推进产业建圈强链、提升现代产业发展能级上也拿出了举措。“我们提出完善产业链服务激励机制，”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实施重大项目招引促建推进产业建圈强链“红黑榜”制度，强化“红榜”激励，给予区（市）县土地、财政等方面支持。此外，成都还将加大制造业项目招引促建力度，培育壮大数字经济，强化企业上规模上台阶激励，对不同领域的企业，上升一个台阶便给予相应的激励。 例如，对新获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给予30万元奖励。对新获评国家“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和“单项冠军”产品称号的企业，给予100万元奖励。同时考虑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企业经营困难，积极降低要素成本，支持减免租金，对依法合规承租市、区（市）县属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房产、土地、摊位、广告位等资产用于生产经营的企业，对符合条件的给予减免3个月租金。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全力保障供应链稳定，成都加大对物流枢纽和物流企业支持力度，对客货运和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免费进行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全力保障国际国内商品和要素资源供应稳定、流通顺畅。 减轻企业经营负担稳市场主体 援企稳岗保就业 “稳增长40条”拿出了政策礼包，针对性地解决当下市场主体面临的困难。 “经营成本上涨是当前市场主体面临最突出、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有340多万市场主体，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稳增长40条”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减轻市场主体经营负担。在落实国家、省减免各项税费政策的同时，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等政策措施扩大支持范围、加大支持力度。例如，推动市级再担保公司和国有融资担保机构积极争取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股权投入，全面提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时，为了加大对企业融资支持力度，成都将开展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重点领域“百千万”行动，实现再贷款助企1万户、再贴现惠企1千户、川碳快贴和央行科票通扶企300户。“稳增长40条”还加强了就业和民生保障。“我们坚持把就业作为最大民生，提出强化就业优先，大力援企稳岗，促进大学生和灵活从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给予1000元／人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府投资开发的创业载体安排30%左右的场地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创业者提供；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可按规定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到期后进行补缴。 落实： 深入开展为民惠企服务活动 政策的生命力关键在落地执行。“稳增长40条”提出打通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优化为企服务联系对接机制，确保政策及时兑现、应兑尽兑。 在积极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方面，市级相关部门将细化政策举措、明确申报流程，确保政策及时兑现、应兑尽兑。市级相关部门、各区（市）县将深入开展为民惠企服务活动，下沉到社区、企业、项目、基层一线送政策、送服务、解难题。 在优化为企服务联系对接机制方面，成都将优化提升“天府蓉易享政策找企业”智能服务平台，逐步实现一般政策事项人工和智能审批相结合、刚性政策事项“免审即享”、普惠政策事项“免申即享”等功能。“我们建立了政策服务专项通道，对’稳增长40条’每项明确责任部门，公布部门责任处室和联系电话，市场主体可以直接向相关部门电话咨询。”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扫下方二维码一键获取“稳增长40条”政策类目、条目、责任单位和咨询电话等信息👇👇👇 来源：成都发布

      2022年3月28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组织（CITES）发布通告，要求进口缔约方拒绝接受所有刺猬紫檀的出口许可证。3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发布通知，暂停受理任何进口刺猬紫檀的申请。请在塞拉利昂的中国木材经营商密切关注国际组织和国家木材进口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经营方向，慎重实施新的投资计划，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损失。                                                                                                 驻塞拉利昂使馆经商处                                                                                          2022年5月27日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来源：新华社

呈现企业魅力 展现企业风采 2022成都企业100强评选活动已经开始符合条件的企业快快申报吧借鉴全球500强及中国企业500强审评排序的成功做法，参照国家及全国各省市惯例，配合我市培育大企业大集团发展战略的实施，成都已连续11年开展成都企业100强的排序、分析、评选和发布工作。“百强发布”成为了宣传成都优秀企业、研判其发展态势、分享其管理经验，开展交流合作共赢的优秀平台；营造了支持企业发展、关注企业家的浓厚氛围。2022年是加快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关键一年。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加快实施“十四五”规划。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提升极核主干位势能级，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新经济高质量发展试点示范为引领，围绕重点产业集聚高端资源，打造一批千亿集群、百亿企业，日前，市经信局发出通知，将开展2022成都企业100强、2022成都制造业企业100强、2022成都服务业企业100强和2022成都民营企业100强的申报、评审、排序工作，并编写和发布百强企业的相关分析发展报告。据悉，2022年的申报、评审及排序工作仍遵循不收费的原则，坚持企业自愿申报、商（协）会及政府主管部门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 申报资格1凡在成都市辖区注册的企业（不包括行政性公司和各类资产经营公司）符合以下条件的均可申报： 申报“成都企业100强（综合类、制造业、民营企业、服务业）”的首要条件： 2021年实现销售收入（营业收入）15亿元以上的企业均可申报2022成都企业100强；2021年实现销售收入（营业收入）6亿元以上的企业均可申报2022成都制造业企业100强或2022成都民营企业100强；2021年实现销售收入（营业收入）1.5亿元以上的服务业企业均可申报2022成都服务业企业100强。 每个企业根据自身企业类型和条件，选择申报上述三种类型企业中的1-3种，四种类型申报表的表式及内容完全一致。2总部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中央在蓉企业，亦可参与成都企业100强等榜单的申报排序。3属于集团公司绝对控股的子公司或相对控股的子公司，因其财务报表最后要合并到集团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去，所以只允许母公司申报；若母公司不申报，其子公司方可申报。对其他符合条件，统计数据又具有公信力的企业均可申报。指标填报申报前请仔细阅读网站“填报说明”。申报企业要如实填写“2022成都企业100强申报表”。要求填满申报表所列的指标和其它企业信息。申报企业要保证填报数据的准确性，申报表须由企业法人代表和主管财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扫描后上传至申报平台；并提交经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盖章确认的2021年度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的扫描件。申报方式线上申报。企业登录成企联官网（www.cdqy119.org.cn），进入“企业100强”栏目，注册企业账户（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录成都企业100强申报平台进行填报。无需再寄送纸质申报表和相关材料。申报截止日期线上申报平台已正式开放，截止6月30日17:00关闭，申报平台关闭后不再接受申报，请各企业注意时间，积极填报数据。审定、发布和宣传按照国际通行办法以营业收入为参考指标进行100强排序，“2022成都企业100强（综合类、制造业、民营企业、服务业）”的评审排序结果，报成都市百强企业指导小组最终审定确认。编撰《成都企业发展报告（2022）》，大约于2022年10月召开发布会、并将在第十二届成都百强企业榜单发布会上为入榜企业授牌及颁发证书。“2022成都企业100强评选与发布”具体工作委托成都企业联合会办理。联系方式联系部门 成都企业联合会百强企业评审办公室 联系人 章乐、魏林、但必良、赵欣、张湛 电话 028-87735561、87773758、87733752 邮箱 65331660@qq.com 地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6号4栋1单元4楼 邮编 610031附件 1.2022成都企业100强申报表(综合、制造、服务、民营) 2. 申报表填报说扫描二维码下载相关附件

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对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新部署，为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指明方向。其中指出，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建设新一代超算、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宽带基础网络等设施，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这些重要表述对实现我国新型基础设施整体水平的提升，实现优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字化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也是提升持久竞争力的着力点。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对于扩大有效需求、应对风险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具备深度的纵深渗透以及显著的集约整合能力，对有效打破信息界限、知识界限、产业界限、空间界限，促进供需互动、产业跃升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以说，数字基础设施是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的关键抓手之一。短期来看，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稳经济、稳增长，满足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长远来看，数字基础设施还能发挥为经济赋能的关键作用，持续优化相关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发挥“数字”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巨大潜力，能有效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和赋能。通过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其将进一步促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关键支撑和创新动能。因此，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兼顾短期经济平稳运行和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着眼于应对短期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挑战，又要从“十四五”时期和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大势出发把握当前经济形势，积极适应国内国际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变化，努力实现更大发展。对此，会议提出，要根据发展需要和产业潜力，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特别提出，创新投资建设模式，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这些举措明确了新基建的推进方式，回应了市场的关注。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5G建设进度，加快打造人机物全面互联的工业互联网，大力发展新型智能化计算设施，推动大型数据中心有序建设使用、小微型数据中心升级改造。与此同时，将坚持应用导向、需求导向，进一步丰富应用场景，推动新基建与制造、能源、交通、农业等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培育线上线下融合新经济，探索新基建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教育医疗、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进一步加强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须多管齐下，稳妥施策。”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广东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曾志敏表示，各地区应结合地区发展实际和产业、民生需求，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对于5G基站、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中心等关键基础设施，要做到适当的超前部署，为未来深度应用提供前期基础；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前期建设的保障性作用，逐步激励市场发挥投资主体功能，集中建设一批网络类数字基础设施，为吸引市场主体创造优质的条件。此外，各地区要统筹协调，牢记风险意识，应对与解决好相应的安全生产与技术风险问题，从制度、程序上探索新型监督评价机制，兼顾建设效率与建设安全。业内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经积淀了大量优质资产，但这些优质资产短期内难以收回投资成本，债务风险加大。如何盘活这些优质资产、有效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推动经济去杠杆，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把握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先行先试的政策机遇，充分发挥其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地方投融资效率、盘活存量资产、广泛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文章来源：服博士